我自己办了出院，攥着缴费单回了家。

在医院的时候，我一夜没睡。

一夜未眠的恐惧，在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化为一丝窃喜。

这个家，还能回。

可下一秒，我看见了客厅里两个巨大的行李箱。

妈妈正把林星的画具和药塞进去，动作是近乎雀跃的急躁。

她的眉眼，是我从未见过的、对未来的憧憬。

“妈妈？”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

“回来了？”她头也没抬，

“林星去巴黎的项目提前，我们马上飞。”

我茫然地站在原地，“妈妈，那我呢？”

妈妈停下动作看了我一眼，

那眼神扫过我苍白冒虚汗的脸，却没有丝毫停留。

“家里的菜足够你吃几天，钱在桌上。你这么大孩子了，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
几天？

恐慌瞬间淹没了我。

我抓住她的衣袖，眼泪决堤：

“妈妈你别走！我一个人害怕！”

我的哭求尖锐刺耳。

她皱眉，用力甩开我的手。

我踉跄着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。

“哭什么哭！有什么好哭的！”

“说了是去为林星的未来铺路！你能不能懂点事？

别整天像个拖油瓶一样缠着我！我已经够累了！”

“从来没有人帮过我，我只是想让林星的人生完美无瑕，

为什么你就是不能体谅一下呢？”

行李箱的拉链被刺啦一声拉上。

林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，她穿着一件崭新的连衣裙，

脸上是去往艺术之都的兴奋和期待。

她看见我坐在地上，愣了一下，

随即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，

但很快被担忧取代，

“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那一瞬间，我分不清她的关心是真是假。

妈妈一把拎起行李箱，催促道：

“星星，走了，别耽误时间，要赶不上飞机了。”

她们说笑着转身，妈妈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，

不是担忧，而是一种警告：

“好好在家待着，养好身体，别让我从国外打电话回来，还要处理你的烂摊子。”

防盗门在我面前哐当一声关上。

几秒死寂后。

咔嚓。

是钥匙从外面反锁的声音。

她怕我死在外面，给她添麻烦。

那一晚，我过了最恐惧的一晚。

我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，

但是灯火通明的家比一片漆黑来得更可怕。

每一件家具，每一幅林星的画，

都像是一只瞪大的眼睛，冷漠地看着我。

我终于嚎啕大哭，却无人回应。

妈妈和林星在国外的日子，

是我出生以来最漫长、最黑暗的日子。

是依靠冰箱里快要过期的食物和自来水维持基本生存的日子。

是恐惧深入骨髓，让我无数次在梦中惊醒，

确认那扇门是否依然从外面被锁死的日子。

也是我小小的脑袋，

终于弄明白妈妈说的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是什么意思的日子。

自那以后，家成了我一个人的囚笼。

而她们，成了电话那头遥远的声音。

她们的电话，永远只为一件事而来，

林星又需要办画展了，林星又需要新的灵感了。

起初，我还会哭，会在电话里徒劳地哀求她回来。

但她的回应永远是那样冷静又无情。

“妈妈在忙。”

“你要懂事。”

“别给我添麻烦。”

“我让邻居阿姨把钥匙拿上给你把门打开了。”

渐渐地，我不再哭了。

没人回应的眼泪最廉价。

再接到电话，我学会了平静地问：

“这次要我做什么？生活费打多少？”

她有时会不耐烦地转来几百块钱。

有时骂我只知道要钱。

但靠着这些钱，我学会了计算，学会了怎么活下去。

计算这些钱需要支撑多少天，

计算每天最多能花多少，

计算怎样能买到最便宜又能填饱肚子的东西。

哪怕就算这样，我至少能活下去。

可这种奇特的相处模式，

在高二那年一个普通的傍晚，戛然而止。

那天，我拿着大学的自主招生简章，兴奋地拨通了***电话。

我想告诉她，我也考上了不错的大学，我想学室内设计。

我想问她，我能不能也和林星一样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

可电话接通，我的心跳得比谁都快。

听筒里，却是一片死寂。